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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5章 附记(第1页)

蒙古西部的人遵林丹汗为,林丹汗对明朝顺从或叛逆,当地人就拥护或反对。辽东巡抚王化贞最初意图倚靠林丹汗的外部援助,同时期待李永芳在内部响应,怀着侥幸心理进行军事冒险作战,没有做好严密的防守准备,不知不觉陷入了后金圈套。另外,孙得功曾经在贺世贤的部下任职,贺世贤向后金投降后,迅写信给孙得功约定作为内应。因此,在两军对阵之时,孙得功突然分兵两翼撤退,故意让刘渠冲在前面。刘渠刚率骑兵出战,才一交锋,孙得功便率部率先逃跑,导致刘渠的士卒看到后军主将奔逃,也随之溃散,刘渠本人更被敌方将领哈都刺杀死。

此刻,后金还不相信孙得功等人投降的意图是真实的,故按兵不动。熊廷弼带领五千兵马抵达战场,现广宁已经溃败,于是率部退回山海关。根据王化贞的说法,失败的原因在于他过于软弱且容易受骗,轻易相信间谍的情报,轻率信任辽东当地人的承诺。而熊廷弼则认为,问题出在王化贞性格刚愎自用,没有提前做好充分的准备。然而,王化贞被朝廷抓捕时仅骑着一匹马,沿途百姓纷纷阻道哭泣,再三疾呼以示同情;相反,熊廷弼回京接受审查时,独自一人连夜赶路,百姓似乎对此毫不知情,无人前来送行。这样的对比,显现了他们在处理政务时宽严之分以及性格刚柔之别的差异。

御史谢文锦在奏疏中指出:“辽东经略熊廷弼尽管责任重大,但实际上手中的权力有限,不幸的是,他与兵部尚书意见不合,就如同人的手脚被捆绑,难以施展拳脚,即便想要制定稳固防守的策略也无法实现。而王化贞虽意志高昂,但受到诸多误导,而且也不幸的是受制于兵部尚书,对其言听计从,所提要求无一不许,即便不想主战,也是身不由己。因此,这两位大臣最终落得获罪下狱的命运,实则是由于兵部尚书张鹤鸣所致。此外,运筹帷幄、决胜千里的职责本应在朝廷中枢,但中枢官员却坐视他们之间谩骂争吵,又缺乏明确的计划方案,明显偏袒一方,加剧了内部如同水火之势的矛盾,导致河西战局崩溃,山海关震动。对于这样的局面,兵部尚书张鹤鸣如何向众人解释呢?”

熊廷弼,字飞白,号芝冈,湖北人,曾被我的老乡无锡人督学邹迪光在三楚地区选拔而出。他本是从武转文之人,不久考中进士,后来担任江南督学。他在住持岁试时采用两条封条,将考生从耳朵一直封到肩膀,使其无法左右窥视,而且成绩差的学生会被鞭打,有人因此而上进学习。他对文人士子尚且如此严苛,可见治军之严厉。然而,熊廷弼本性胆气过人,理应不惧战斗,反而主张坚守,可以看出他是那种既能洞察敌我又能刚柔并济的人物,确实具备领军之才。然而,在他主张坚守之后做好准备再行出击的策略时,今天上奏,明天又上疏,与中枢官员及巡抚争执不休,形成仇怨,不免言辞过于犀利,有些小鸡肚肠,导致朝中众多言官与他有嫌隙,尤其是阉党崔呈秀对他恨之入骨。熊廷弼因为与朝臣多有冲突,无功也会被杀,有功同样会被杀,只是早晚的问题。他只有辞职南归,或许可以避免官场的指责,但他贪恋官位,最终导致了灾难,这是有原因的。

谢文锦的奏疏中还提到:“关于辽东经略、巡抚的罪责,朝廷自然会有恰当的处置,绝不会因个人的好恶而有所偏颇。然而,朝中有些人对此幸灾乐祸,企图借机报复旧怨,有的请求迅逮捕经略,有的则主张立即处斩经略,而巡抚肩负一方安危,却仿佛置身事外,无人过问。近来甚至有人欲置熊廷弼于死地,而让王化贞调任蓟镇,是非如此颠倒,怎能让经略、巡抚服气?又如何面对后世的评判?”我(作者)认为这份奏疏可谓是公正持平之论。

随后,皇帝下令由刑部尚书王纪、左都御史邹元标、大理寺卿周应秋共同审理此案。会审时,熊廷弼一跪即起,声称自己从田间起用,原本计划驻扎山海关,并无驻扎广宁的安排,说完便呈递了一份供状。邹元标表示:“失地丢城,无论功过,都难辞其咎。你进入刑部监狱后,是非自会分明。”两人争论许久。王纪说:“你若不肯进监狱,暂时到天仙庵住一天,等待圣旨裁决。”熊廷弼于是主动请求入诏狱。邹、王二人又说:“请王巡抚过来。”王化贞跪下痛哭,说:“熊廷弼起初不听从他的过河动大战计划,河东地域广阔适合作战,而河西狭窄不利于战斗。等到广宁面临危机时,熊廷弼率兵前来救援,最终却逃回去了,这些罪责应归咎于熊廷弼,而非他王化贞。”邹、王二人回应:“你必须承认自己的过错,才能有重新位列朝班的一天。”王化贞呈上一份供状,同样一躬退去。有人在熊廷弼的审讯记录中说:“比起杨镐,他多了逃亡之举;比起袁应泰,他又没有以死殉国,应当施以重刑以警示后人。”天启五年(1625年)八月,熊廷弼被判决处死,其级被传示九边。

起初,熊廷弼在闾阳听说广宁被围困,深感忧虑,正于夜晚饮酒,忽然想到敌军攻势愈猛烈,大喊道:“可恨!”这时,屏风后面也传来“可恨!”的声音。熊廷弼惊异是谁在说话,屏风后面同样有人问是谁在说话。熊廷弼命令左右侍从赶快去后面查看,屏风后也传出同样的命令。侍从进去查看,却空无一人。熊廷弼说:“好怪异,难道有这样的事情?”屏风后也回应:“好怪异,难道有这样的事情?”熊廷弼说:“待我自己去看看。”屏风后同样说:“待我自己去看看。”熊廷弼一边走一边说着,走到屏风处才听出是铜盆出的声音。熊廷弼说:“这又来捣乱了。”铜盆也回应:“这又来捣乱了。”熊廷弼说:“快把水倒掉。”铜盆也说:“快把水倒掉。”水倒掉后,铜盆便不再声。熊廷弼心中十分疑惑,无法入睡,不久便接到广宁内部溃败、王化贞逃来的消息。

辽东战事,第一次败于朝廷反复催促作战,导致李维翰被逮捕;第二次也是败于仓促催战,使得杨镐被逮捕;第三次败于贸然出城浪战,导致袁应泰阵亡、崔景荣被罢免。广宁之战,熊廷弼坚守山海关没有救援广宁而被指责西逃,但王化贞先前已经失败,实际上对此应负要责任,熊廷弼的罪过只是未能集结散兵固守宁前一带而已。只有惩杀王化贞并流放熊廷弼,才算是公正。至于将熊廷弼的级传示九边,实属过分。

译者注:1。作者计六奇是无锡人,原文中的“吾邑”指的是他的家乡无锡。

2。作者计六奇认为熊廷弼是因为恋栈权位而最终遭难,未免过于荒谬。以辽东的糜烂局势,熊廷弼勇于任事,稳住局势,就可以算是大功一件,但熊廷弼的最大责任在于不会处理人际关系,没有缓和与朝廷、辽东巡抚王化贞的关系。作者关于熊廷弼与王化贞处置的议论,还是略显公正的。

3。王化贞过于依赖外部力量,轻信蒙古林丹汗和内部将领,未做充分备战,导致广宁失守。而熊廷弼则主张坚守战略,但因与兵部尚书意见不合,手中权力受限,无法有效实行。两位官员的性格特点、决策失误和朝廷内部矛盾,均对战局产生严重影响。而熊廷弼与王化贞在失守后的待遇却形成了鲜明对比,熊廷弼因其在官场上的直言不讳和强硬个性,与阉党和许多朝臣结怨,最终被捕并判处死刑。王化贞则因其失职和夸大事实而在一定程度上逃避了应有的责任。

谢文锦的奏疏对辽东战事进行了客观评述,认为熊廷弼和王化贞的罪责应该由朝廷公正处理,不应因个人恩怨或政治立场而有所偏颇。然而,最终熊廷弼被处死,其死因和处理方式引起后世争议。

在国家危难时期,朝廷决策层内部的团结与协作至关重要,特别是在军事战略上,必须有统一、明确且符合实际的战略指导。同时,朝廷对官员的考核和问责机制应当公正、透明,不仅要考虑到战事成败,更要深入分析决策过程中的责任归属,避免个人情感、派系斗争等因素对国家利益造成损害。当然,熊廷弼的悲惨遭遇也提醒后人,杰出的军事将领在处理复杂官场关系时的智慧与妥协能力同样重要,以免英雄无用武之地。

蒙古西部的人遵林丹汗为,林丹汗对明朝顺从或叛逆,当地人就拥护或反对。辽东巡抚王化贞最初意图倚靠林丹汗的外部援助,同时期待李永芳在内部响应,怀着侥幸心理进行军事冒险作战,没有做好严密的防守准备,不知不觉陷入了后金圈套。另外,孙得功曾经在贺世贤的部下任职,贺世贤向后金投降后,迅写信给孙得功约定作为内应。因此,在两军对阵之时,孙得功突然分兵两翼撤退,故意让刘渠冲在前面。刘渠刚率骑兵出战,才一交锋,孙得功便率部率先逃跑,导致刘渠的士卒看到后军主将奔逃,也随之溃散,刘渠本人更被敌方将领哈都刺杀死。

此刻,后金还不相信孙得功等人投降的意图是真实的,故按兵不动。熊廷弼带领五千兵马抵达战场,现广宁已经溃败,于是率部退回山海关。根据王化贞的说法,失败的原因在于他过于软弱且容易受骗,轻易相信间谍的情报,轻率信任辽东当地人的承诺。而熊廷弼则认为,问题出在王化贞性格刚愎自用,没有提前做好充分的准备。然而,王化贞被朝廷抓捕时仅骑着一匹马,沿途百姓纷纷阻道哭泣,再三疾呼以示同情;相反,熊廷弼回京接受审查时,独自一人连夜赶路,百姓似乎对此毫不知情,无人前来送行。这样的对比,显现了他们在处理政务时宽严之分以及性格刚柔之别的差异。

御史谢文锦在奏疏中指出:“辽东经略熊廷弼尽管责任重大,但实际上手中的权力有限,不幸的是,他与兵部尚书意见不合,就如同人的手脚被捆绑,难以施展拳脚,即便想要制定稳固防守的策略也无法实现。而王化贞虽意志高昂,但受到诸多误导,而且也不幸的是受制于兵部尚书,对其言听计从,所提要求无一不许,即便不想主战,也是身不由己。因此,这两位大臣最终落得获罪下狱的命运,实则是由于兵部尚书张鹤鸣所致。此外,运筹帷幄、决胜千里的职责本应在朝廷中枢,但中枢官员却坐视他们之间谩骂争吵,又缺乏明确的计划方案,明显偏袒一方,加剧了内部如同水火之势的矛盾,导致河西战局崩溃,山海关震动。对于这样的局面,兵部尚书张鹤鸣如何向众人解释呢?”

熊廷弼,字飞白,号芝冈,湖北人,曾被我的老乡无锡人督学邹迪光在三楚地区选拔而出。他本是从武转文之人,不久考中进士,后来担任江南督学。他在住持岁试时采用两条封条,将考生从耳朵一直封到肩膀,使其无法左右窥视,而且成绩差的学生会被鞭打,有人因此而上进学习。他对文人士子尚且如此严苛,可见治军之严厉。然而,熊廷弼本性胆气过人,理应不惧战斗,反而主张坚守,可以看出他是那种既能洞察敌我又能刚柔并济的人物,确实具备领军之才。然而,在他主张坚守之后做好准备再行出击的策略时,今天上奏,明天又上疏,与中枢官员及巡抚争执不休,形成仇怨,不免言辞过于犀利,有些小鸡肚肠,导致朝中众多言官与他有嫌隙,尤其是阉党崔呈秀对他恨之入骨。熊廷弼因为与朝臣多有冲突,无功也会被杀,有功同样会被杀,只是早晚的问题。他只有辞职南归,或许可以避免官场的指责,但他贪恋官位,最终导致了灾难,这是有原因的。

谢文锦的奏疏中还提到:“关于辽东经略、巡抚的罪责,朝廷自然会有恰当的处置,绝不会因个人的好恶而有所偏颇。然而,朝中有些人对此幸灾乐祸,企图借机报复旧怨,有的请求迅逮捕经略,有的则主张立即处斩经略,而巡抚肩负一方安危,却仿佛置身事外,无人过问。近来甚至有人欲置熊廷弼于死地,而让王化贞调任蓟镇,是非如此颠倒,怎能让经略、巡抚服气?又如何面对后世的评判?”我(作者)认为这份奏疏可谓是公正持平之论。

随后,皇帝下令由刑部尚书王纪、左都御史邹元标、大理寺卿周应秋共同审理此案。会审时,熊廷弼一跪即起,声称自己从田间起用,原本计划驻扎山海关,并无驻扎广宁的安排,说完便呈递了一份供状。邹元标表示:“失地丢城,无论功过,都难辞其咎。你进入刑部监狱后,是非自会分明。”两人争论许久。王纪说:“你若不肯进监狱,暂时到天仙庵住一天,等待圣旨裁决。”熊廷弼于是主动请求入诏狱。邹、王二人又说:“请王巡抚过来。”王化贞跪下痛哭,说:“熊廷弼起初不听从他的过河动大战计划,河东地域广阔适合作战,而河西狭窄不利于战斗。等到广宁面临危机时,熊廷弼率兵前来救援,最终却逃回去了,这些罪责应归咎于熊廷弼,而非他王化贞。”邹、王二人回应:“你必须承认自己的过错,才能有重新位列朝班的一天。”王化贞呈上一份供状,同样一躬退去。有人在熊廷弼的审讯记录中说:“比起杨镐,他多了逃亡之举;比起袁应泰,他又没有以死殉国,应当施以重刑以警示后人。”天启五年(1625年)八月,熊廷弼被判决处死,其级被传示九边。

起初,熊廷弼在闾阳听说广宁被围困,深感忧虑,正于夜晚饮酒,忽然想到敌军攻势愈猛烈,大喊道:“可恨!”这时,屏风后面也传来“可恨!”的声音。熊廷弼惊异是谁在说话,屏风后面同样有人问是谁在说话。熊廷弼命令左右侍从赶快去后面查看,屏风后也传出同样的命令。侍从进去查看,却空无一人。熊廷弼说:“好怪异,难道有这样的事情?”屏风后也回应:“好怪异,难道有这样的事情?”熊廷弼说:“待我自己去看看。”屏风后同样说:“待我自己去看看。”熊廷弼一边走一边说着,走到屏风处才听出是铜盆出的声音。熊廷弼说:“这又来捣乱了。”铜盆也回应:“这又来捣乱了。”熊廷弼说:“快把水倒掉。”铜盆也说:“快把水倒掉。”水倒掉后,铜盆便不再声。熊廷弼心中十分疑惑,无法入睡,不久便接到广宁内部溃败、王化贞逃来的消息。

辽东战事,第一次败于朝廷反复催促作战,导致李维翰被逮捕;第二次也是败于仓促催战,使得杨镐被逮捕;第三次败于贸然出城浪战,导致袁应泰阵亡、崔景荣被罢免。广宁之战,熊廷弼坚守山海关没有救援广宁而被指责西逃,但王化贞先前已经失败,实际上对此应负要责任,熊廷弼的罪过只是未能集结散兵固守宁前一带而已。只有惩杀王化贞并流放熊廷弼,才算是公正。至于将熊廷弼的级传示九边,实属过分。

译者注:1。作者计六奇是无锡人,原文中的“吾邑”指的是他的家乡无锡。

2。作者计六奇认为熊廷弼是因为恋栈权位而最终遭难,未免过于荒谬。以辽东的糜烂局势,熊廷弼勇于任事,稳住局势,就可以算是大功一件,但熊廷弼的最大责任在于不会处理人际关系,没有缓和与朝廷、辽东巡抚王化贞的关系。作者关于熊廷弼与王化贞处置的议论,还是略显公正的。

3。王化贞过于依赖外部力量,轻信蒙古林丹汗和内部将领,未做充分备战,导致广宁失守。而熊廷弼则主张坚守战略,但因与兵部尚书意见不合,手中权力受限,无法有效实行。两位官员的性格特点、决策失误和朝廷内部矛盾,均对战局产生严重影响。而熊廷弼与王化贞在失守后的待遇却形成了鲜明对比,熊廷弼因其在官场上的直言不讳和强硬个性,与阉党和许多朝臣结怨,最终被捕并判处死刑。王化贞则因其失职和夸大事实而在一定程度上逃避了应有的责任。

谢文锦的奏疏对辽东战事进行了客观评述,认为熊廷弼和王化贞的罪责应该由朝廷公正处理,不应因个人恩怨或政治立场而有所偏颇。然而,最终熊廷弼被处死,其死因和处理方式引起后世争议。

在国家危难时期,朝廷决策层内部的团结与协作至关重要,特别是在军事战略上,必须有统一、明确且符合实际的战略指导。同时,朝廷对官员的考核和问责机制应当公正、透明,不仅要考虑到战事成败,更要深入分析决策过程中的责任归属,避免个人情感、派系斗争等因素对国家利益造成损害。当然,熊廷弼的悲惨遭遇也提醒后人,杰出的军事将领在处理复杂官场关系时的智慧与妥协能力同样重要,以免英雄无用武之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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