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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39章 南居益请发军饷无锡灾荒疏略(第1页)

南居益请军饷

三月二十八日,陕西户部侍郎南居益上奏说:“关中地区作为国家九边军事要地的一半重心所在,所需的军饷供应相较于其他省份翻了一倍。近期国家动荡不安,财政紧张,延绥、宁夏、固原三地驻军的军粮已经连续短缺长达三年。去年全省遭受严重旱灾,家中如同罄口朝天般贫穷,田野间不见青草生长,边境地区的粮食价格飙升,一斗米的价格涨至四钱。军民生活陷入极度困境,失去了安居乐业的信心,极端贫困之下人心思变,盗匪蜂拥而起,经常听说各地频繁生打劫杀人事件。

正值春荒之际,粮食供应更加困难,难以支撑,一些狡猾的盗匪和逃亡士兵相互勾结,愈嚣张,成群结队的武装人员身穿盔甲、敲响锣声,在西安周边地区横行霸道。这些人在耀州、泾阳、三原、富平、淳化、韩城、蒲城等地肆意烧杀抢掠,导致房屋被毁、财物牲畜被洗劫一空,乡村变为废墟。尤其是泾阳、富平两地百姓受害尤为严重,遭到屠杀、强奸和破坏,景象惨不忍睹,幸存者也是惊恐万分,扶老携幼却无处可逃。形势严峻至此,江山社稷十分危险。

我分析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,主要是由于饥饿的军队频繁哗变,加上城中的亡命之徒纷纷造反,经过数年的酵,局势逐渐失控,展成为无法遏制的大火燎原之势。当前应对之策在于,要想平定叛乱必须先控制住离散的军人,而要核查军人情况则先要解决拖欠已久的军饷问题。如果军饷不足,士兵们吃不饱饭,战马缺乏饲料,空着肚子扛枪作战,即使是亲如父子也无法保证彼此忠诚,那么军政长官又怎能驾驭得了这群日益嚣张傲慢的士兵呢?现在唯有尽快放三十万军饷来满足需求,或许能够在短期内阻止军队哗变和民众起义的进一步扩大。否则,崤山、函谷关以西地区可能会出现军队溃散、局势无法控制的局面,一旦关中局势剧变,巴蜀、山西、湖北等相邻地区也将受到影响,动摇全国稳定大局,届时国家可能会出现不忍言之事。”

无锡灾荒疏略

从天启四年至天启七年(公元1624年至1627年),无锡连续两年生了大规模洪水,一年出现了严重的旱灾,后一年还爆了蝗灾。前一年的八月初旬到中秋以后,田间又突然滋生了一种异常的昆虫,这种昆虫没有明显的爪和牙齿,却能潜入稻禾根部和节部,进而蛀蚀稻心,一旦触及禾苗就会使其死亡。灾情迅蔓延至整个县区,几乎没有一片庄稼得以幸免。当时,有的农民夫妻俩在田间抱头痛哭后跳河自尽,有的哭泣之后回到家中选择上吊自杀,有的听说邻居自杀后便纷纷仿效。直至如今,还有饥饿的妇女辛辛苦苦织布积累,打算换取米粮,但在织布过程中身亡;有的父子将木柴磨碎,试图做成可以充饥的饼状食物,却噎食而亡;更有民众只能吃树皮、吞石粉,最后痛苦死去。这些情景令人痛心疾,实在无法一一详述。

太尊(地方最高行政长官)回复公文时提到,五邑之中只有靖江没有遭受灾害,江阴虽然也有害虫但并不算特别严重,仅受到约十之二三的损失。而无锡、宜兴、武进三县则是全面受灾,没有一处没虫的,没有一家田地不受侵害的。三地比较,武进县的受灾程度约为八分,无锡县和宜兴县则几乎达到九分灾的程度。

太尊(地方最高行政长官)名为曾樱,是江西峡江人,万历四十四年(公元1616年)考中进士。当灾情生时,他正好进京述职,每三天就要去户部哭诉一次,坚决要求朝廷采取措施以解救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,然而时任总督仓场的郭允厚以及户部尚书王家祯对此坚持不予采纳。

译者注:1。此时明朝正面临着内忧外患的双重压力,东北后金的崛起、西北边患、江南经济基础的动摇以及朝廷内部阉党和东林党等党派斗争激烈,都使得政府在应对地方灾难和军事危机时显得力不从心。而地方官员如南居益、曾樱等人的努力,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他们关心民瘼、力图稳定地方局势的决心,但在整个国家机器运转不畅的大环境下,其个人的努力往往显得杯水车薪。

假设当时朝廷能够及时调整政策,集中财力物力优先解决关中地区的军饷问题,同时加大对无锡等地灾荒的援助力度,或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社会矛盾,遏制社会动荡的趋势。然而,历史的实际展并非如此,明朝的内忧外患最终导致了国家的衰亡,而这些具体的危机事件和地方官员的应对,无疑加深了我们对明末社会危机的认识,并提示我们在国家治理层面,如何更好地协调中央与地方的关系、合理分配资源以及有效应对突事件,是维持社会稳定、保障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课题。

南居益请军饷

三月二十八日,陕西户部侍郎南居益上奏说:“关中地区作为国家九边军事要地的一半重心所在,所需的军饷供应相较于其他省份翻了一倍。近期国家动荡不安,财政紧张,延绥、宁夏、固原三地驻军的军粮已经连续短缺长达三年。去年全省遭受严重旱灾,家中如同罄口朝天般贫穷,田野间不见青草生长,边境地区的粮食价格飙升,一斗米的价格涨至四钱。军民生活陷入极度困境,失去了安居乐业的信心,极端贫困之下人心思变,盗匪蜂拥而起,经常听说各地频繁生打劫杀人事件。

正值春荒之际,粮食供应更加困难,难以支撑,一些狡猾的盗匪和逃亡士兵相互勾结,愈嚣张,成群结队的武装人员身穿盔甲、敲响锣声,在西安周边地区横行霸道。这些人在耀州、泾阳、三原、富平、淳化、韩城、蒲城等地肆意烧杀抢掠,导致房屋被毁、财物牲畜被洗劫一空,乡村变为废墟。尤其是泾阳、富平两地百姓受害尤为严重,遭到屠杀、强奸和破坏,景象惨不忍睹,幸存者也是惊恐万分,扶老携幼却无处可逃。形势严峻至此,江山社稷十分危险。

我分析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,主要是由于饥饿的军队频繁哗变,加上城中的亡命之徒纷纷造反,经过数年的酵,局势逐渐失控,展成为无法遏制的大火燎原之势。当前应对之策在于,要想平定叛乱必须先控制住离散的军人,而要核查军人情况则先要解决拖欠已久的军饷问题。如果军饷不足,士兵们吃不饱饭,战马缺乏饲料,空着肚子扛枪作战,即使是亲如父子也无法保证彼此忠诚,那么军政长官又怎能驾驭得了这群日益嚣张傲慢的士兵呢?现在唯有尽快放三十万军饷来满足需求,或许能够在短期内阻止军队哗变和民众起义的进一步扩大。否则,崤山、函谷关以西地区可能会出现军队溃散、局势无法控制的局面,一旦关中局势剧变,巴蜀、山西、湖北等相邻地区也将受到影响,动摇全国稳定大局,届时国家可能会出现不忍言之事。”

无锡灾荒疏略

从天启四年至天启七年(公元1624年至1627年),无锡连续两年生了大规模洪水,一年出现了严重的旱灾,后一年还爆了蝗灾。前一年的八月初旬到中秋以后,田间又突然滋生了一种异常的昆虫,这种昆虫没有明显的爪和牙齿,却能潜入稻禾根部和节部,进而蛀蚀稻心,一旦触及禾苗就会使其死亡。灾情迅蔓延至整个县区,几乎没有一片庄稼得以幸免。当时,有的农民夫妻俩在田间抱头痛哭后跳河自尽,有的哭泣之后回到家中选择上吊自杀,有的听说邻居自杀后便纷纷仿效。直至如今,还有饥饿的妇女辛辛苦苦织布积累,打算换取米粮,但在织布过程中身亡;有的父子将木柴磨碎,试图做成可以充饥的饼状食物,却噎食而亡;更有民众只能吃树皮、吞石粉,最后痛苦死去。这些情景令人痛心疾,实在无法一一详述。

太尊(地方最高行政长官)回复公文时提到,五邑之中只有靖江没有遭受灾害,江阴虽然也有害虫但并不算特别严重,仅受到约十之二三的损失。而无锡、宜兴、武进三县则是全面受灾,没有一处没虫的,没有一家田地不受侵害的。三地比较,武进县的受灾程度约为八分,无锡县和宜兴县则几乎达到九分灾的程度。

太尊(地方最高行政长官)名为曾樱,是江西峡江人,万历四十四年(公元1616年)考中进士。当灾情生时,他正好进京述职,每三天就要去户部哭诉一次,坚决要求朝廷采取措施以解救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,然而时任总督仓场的郭允厚以及户部尚书王家祯对此坚持不予采纳。

译者注:1。此时明朝正面临着内忧外患的双重压力,东北后金的崛起、西北边患、江南经济基础的动摇以及朝廷内部阉党和东林党等党派斗争激烈,都使得政府在应对地方灾难和军事危机时显得力不从心。而地方官员如南居益、曾樱等人的努力,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他们关心民瘼、力图稳定地方局势的决心,但在整个国家机器运转不畅的大环境下,其个人的努力往往显得杯水车薪。

假设当时朝廷能够及时调整政策,集中财力物力优先解决关中地区的军饷问题,同时加大对无锡等地灾荒的援助力度,或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社会矛盾,遏制社会动荡的趋势。然而,历史的实际展并非如此,明朝的内忧外患最终导致了国家的衰亡,而这些具体的危机事件和地方官员的应对,无疑加深了我们对明末社会危机的认识,并提示我们在国家治理层面,如何更好地协调中央与地方的关系、合理分配资源以及有效应对突事件,是维持社会稳定、保障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课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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